当下美国争论做多的议题就是成本问题和政府的角色。 减税，降低花费，减低债务已经成为共和党人的主要担忧。民主党人则仍旧寻求保持现状，甚至增加一些政府花费和增税。当年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将会在2012年到期。仍旧疲软的经济让解决这个问题便得更为迫切。接下来几个月的选局将决定美国未来的经济丶社会丶政治的轨迹。
在每个政党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利益团体，更多是政府对于美国经济应该起到一个什么角色。 民主党认为华盛顿应该在税收，管理和消费上起到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 保持经济的增长，同时保护因经济危机而陷入泥潭的弱势群体。 相反的是，共和党认为华盛顿已经过犹不及。认为政府应该降低对自由市场的干预，给市场注入活力。
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财政政策。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有着相对较低的税负，很少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复杂的税法。这三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 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财政状态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其较小的数字。 截止2009年，和其他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成员相比，美国的税收占总GDP的比例排名到倒数第三。
为了更好的反应一个长期趋势，需要和经济危机前相对比。经济危机前的2006年， OECD税收统计显示美国税收（在各个层面，联邦，州和当地）占GDP的比例为27.9%。是德国丶英国的三分之一。丹麦丶瑞典的一半。在所有民主国家中仅略高于韩国。
这种落差的原因不是因为美国比其他成员国有更低的个税。2006年，个税占GDP的比例在10.1%。高于成员国的平均值9.2%。悬殊来自于其他税收有效的税率。 比如，2006年，美国企业税占GDP的比例是3.4%，而成员国平均值为3.8%。同期，美国保险税收占GDP比例为6.6%，而成员国平均为9.2%. 而最大的区别来自于消费税。 美国大部分州实行的是消费税和联邦政府的货物税 （比如对，烟丶酒丶汽油的征税）以及关税 （比如进口物品）。这些税制都无法达到增值税对于税收的贡献。 （增值税对货物流通的每一个环节的增值部分进行征税）。 统计显示增值税能为经合组织成员带来GDP 6.7%的税收。
美国税收不仅是低，而且是持续性的低。这一状态已经持续了60多年。 二战后联邦政府大福发展后，联邦税收收入一直徘徊在GDP的18%。这种徘徊也发生在州和地方层面，在8-9%之间。 同期，税收在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却大福增长。1965年，在所有成员国内，税收占GDP的比例在25%的水平。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在美国是30% 而在其他成员国家则是37%。 在60-70年代改制增值税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到2009年，税收总收入降至GDP的24% ，而其他国家紧紧降低2个百分点到35%。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纳税在GDP的占比变化不大。 但是其内部组成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作为联邦收入，从1950年代的30% 跌落至现在的10%。共和党人可以很快的指出，在发达国家内，美国确实有比较法规化的企业所得税。 结合联邦和州一级的税务，企业最高税务在39%左右。相比G7国家的36%和经合组织国的31%。
由于个税的各种减免政策，个税的实施的适应群体则较小。其结果则是，根据财政部2000 － 2005年的报告，美国公司支付的平均税率在13%，比经合组织成员低了将近3个百分点。 在G7国家中是最低的。
虽然企业所得税在下降，从工资收入的税收（比如社保和医疗）却在增长。根据相关部门统计，该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从1970年的23%增加至2010年的40%。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缴纳的工资税要比联邦个税高。 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于工资征税不想对个税或者企业税务那样有各种的减免政策。
虽然工资税在增加，但是个税占联邦收入的比例却没有变化，在2010年保持在42%的水平。 在2001-2003布什减税政策实施之前，虽然税收基数和税率多次修改，个税一直为联邦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因为征税的税率也在根据税收基数调整而调整。1970年代，税法拥有超过25个收入级别，最高税率达到70%
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通过律法将税收级别减低为2个，将最高税率降低至28%，停止了一些税收减免，将税收基本和通货膨胀挂钩，结束了因为通货膨胀而导致需要支付更高税率的情况，虽然实际收入其实没什么变化。
布什总统将最高税率提高回35%，克林顿时代将税率再度推高至39.6%。 但是每一任总统也增加了一些税收减免政策， 从增加税收抵扣数额到支持孩子教育经费。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又降低资本利得税率，将最高税率降低至35%。
减税的最大幅度给予了高收入家庭。 事实上，美国现行对高收入人群征税的税率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简称IRS）的数据显示，2008年纳税最多的1%的人群支付的平均税率是23%。也就相当于1980年代的三分之一，即便他们现在的收入不管是实际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已经大大高于80年代。 虽然富人们享受着最大的税收减免，中产也受益于减税。2011年，一个收入中等的四口之家实际纳税税率为5.6%， 相对1980年代的12%。 由于税收抵扣政策，超过40%的低收入家庭基本上不用支付联邦所得税。
总的来说，布什的减税政策已经将联邦政府的收入砍掉了大概GDP的3个百分点，自二战以来史无前例。 导致个税收入相对30年前在GDP的占比从1981年的10.4%降低至2005年的8.8%。 降低个税却没有有效地消费税收导致美国的税收体制无法和相对其他经合组织成员相提并论。
不平等分配
税务的改革实际上是对于美国人对国家走向的一次全民公投。
表面上，美国的税务政策是不断进步的。 比如，个税是依据收入的多少来征收，多收多付，少收少付。如上所述，美国没有实行被认为是倒退的增值税，因为低收入阶层基本上要花光他们挣得每一分钱，意味着增值税占他们收入的比例要高于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会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存为积蓄。 但是表面的事实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除非财政政策和政府花费也一并纳入考量。 在欧洲，递减税率和一个再分配的体制相吻合。 在美国，温和的递进税率却和一个不是再分配的体制吻合。 这就导致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分配的不平等。通过税务再分配的想法落空。
占领华尔街运动释放了大范围收入不平等的怨声载道。 分析国税局的数据， 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 和 Emmanuel Saez 发现在人口总收入里，进入年收入超过40万美金的高收入群体的部分从1970年的9% 增加到2007年的23.5%。 2007年的数据达到自1928年的最高。超过了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收入进入1%高收入阶层的比例在德国是11%， 日本是9%, 法国是8.7%， 荷兰是5%。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将这一比例降低了5个百分点。 到2010年，该占比已经回归到了危机前水平。 根据经济学家Edward Wolff分析， 2007年1%的高收入阶层挣取了超过20%的当年总收入，却占据了30%的财富。富人越富，草根儿和中产就遭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在1979 到2007年， 拔尖的1%的富人税前收入增加了2.4倍，而同期中产增加了20% 而垫底5%的草根儿只增加了10%。 虽然金融危机中，失去的财富显然没有拔尖的1%富人多，但是这些富人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回复了元气。
自1983年以来，垫底的90%收入仍旧处在低位。低收入的主要原因都是最低工资标准造成的。 预算和政策中心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有着‘低收入’是低于美国的贫困线。经济学家 Timothy Smeeding 发现65%的全职工人的收入小于美国工资的中位数大概在25%。 比法国和德国高两倍，比芬兰和瑞典高5倍。
可以确信的是，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同样经受着市场分配不平等的挑战。 经济学家Smeeding 和 Katherin Ross Phillips 发现市场收入贫困率 （ 收入低于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0%的家庭比率）在发达民主国家都存在。美国的市场收入贫困率是17.2%只比德国的14.9高出一点。 瑞典是15.8， 甚至比加拿大的18.4和英国的25%还要低。 和美国不同，后者这些国家通过再分配（福利制度），平衡市场诱发的贫困。
虽然这些国家也都大致施行递进个人收入税率，他们会受益于递减的增值税。 而且他们从更大范围的社会安全网获取增值税，然后再各个阶层重新合理分配。Smeeding 和 Ross Phillips 还发现实施全国同一调度和社会支持项目后，年龄在25-64岁的贫困人口在加拿大下降6.9%， 英国5.9%，德国3.5%，瑞典下降1.8%，在美国是10.9%。 工作族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支付高税负，但与此同时享受高社会福利，这也就降低了贫困和不平等。
在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把税负向富人倾斜比较，感觉仿佛有更先进的税率系统。但美国总体税收系统只能算是进步有限。 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再分配不是通过福利，而是通过税式支出。把税收减免和税收抵免当做收入看待。比如，通过降低房屋贷款税率来支持买房人。减免税收来鼓励科技企业的创新。这样的税收减免每年大概在1.1万亿美金左右，比所有个税总和还要多。
问题在于这样的花费模式对于收入再分配和平衡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税收抵免确实能给工薪带来帮助，儿童税收抵免能够帮助到中产家庭。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钱人受益。 2011年，收入最高的15%的人享受了三分之二的税收福利。 收入最高的1%却占到了四分之一。 这主要和30%的税式支出是以抵免的形式和收入无关。 另外70%是通过扣除的方式。比如，一个需要支付5000美金房贷的家庭会得到1750的税收减免，如果这个家庭属于35%征税那档。如果属于10%那档，则只有500美金的税收减免。
除了税收抵免倾向于富人，美国的税收体制还包含了很多递减和同一税率，对于穷人更是不公平。 这些包括社保丶医保税丶在很多州实行的收入和消费税。当这些税收和递进税率的减免结合，从整体征税角度来看， 对于富人来说只是微微增加。也就意味着税负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几乎和他们的收入比例相同。但其实对于富裕阶层应该更激进一些。 2011年，一个美国的智囊团发现，收入底层的5%挣去了3.4%总收入，支付了2.1%的总税款。 中间的5%挣去11.4%的总收入，支付了10.3%的总税款。 高收入的1%，收入了21%的总收入，支出了21.6的总税款。
美国在福利制度上也没有达到财富再分配的目的。虽然社保和医保缓解了老年和工薪族的压力，但和其他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帮助到的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也很难显现。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人均GDP在全世界最高，在发达国家间相比，美国的穷人还是最多的。
税制
美国的财政状态不仅相对发达国家分配不合理。税码也更为复杂。 这无形中给家庭和商业增加了合规的成本。 也不利于公众对于体制的信任，导致多数纳税人感觉对于知道怎么玩弄规则的人，尤其是富人，不合理。
感觉一下美国税收体制多复杂？可以通过想想国内税收法典是新约全书的12倍长。2012年的税收介绍1040个税务表格和188页长的税表. 简化版的税表也要43页。 2003年国税局统计，个税缴纳者总共支付了188亿美金，平均每个人花费25小时。这些人通常需要财务人员和税务咨询机构帮助他们处理。 企业所得税更复杂一些，根据财政部统计，大型企业每年花费400亿美金来完成税务需要。
税式支出系统是复杂系统的症结。 每个排除项，抵扣项和抵免项都会增加复杂程度，从而让纳税人花费更多的时间。 家庭为单位比个人为单位更为复杂。 因为抵扣会相互制约。另外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替代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 ， AMT）。它是用来防止高收入人群通过抵扣和减免来逃避联邦税务的机制。这个系统要求一些纳税人两次计算他们的应缴税款，从而支付高线。虽然目的是用于高收入人群，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很多中产也被卷入这个系统。政府并没有让这个税制和通货膨胀挂钩。
经济学家Joel Slemrod 和 Jon Bakija发现，很多同等发达国家的税务系统都简单的多，对于纳税人也更容易。 很多国家使用Return-Free 系统。 因为他们计算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家庭，保留工资收入和所得收入。这两项便于这些国家去精确计算个人应缴纳的税负。执行这样的系统让政府同一的丶公平的发放税务抵免。例如，在英国，对于银行房贷利率减免是15%。 在其他诸如澳大利亚丶荷兰，任何对税制的变化都要计算其应用的成本。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会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补贴。在美国，有孩子的家庭需要学习复杂的税务抵扣知识。如果没能正确的处理， 还要遭到国税局的处罚。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低收入家庭要依赖税务咨询公司来帮助他们。 2003年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当美国人被问及税务方面让他们最头等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都是交税的复杂程度和上税额度不成正比。
要如何支付？
美国政界讨论的核心是是否维持联邦税在目前这个水准或者学习其他先进国家而改进。 但是极端化的争论，让这个问题进退两难。
如果政府不能有更多收入，就无法实现众人期盼的更加完善的社保和医保体系。 一项2008所做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美国人希望能够改善在教育，贫困救助上的花费。如果没有财政支持，这些很难实现。
民主党副总统竞选人 Pual Ryan 率先掀起了将联邦花费降低至GDP的16%的运动。（2011年是24%）。 这将是自二战后最低的花费。 虽然Ryan的提议能够降低政府财政压力，低收入人群还是受害者。 根据调查显示，62%的财政紧缩将会影响到低收入家庭。于此同时，Ryan的政策又会在布什减税政策的基础上给收入超过100万美金的人26.5万的税收减免。
相反，奥巴马提议增加税收，将递增税率的最高两档上线提高。或者再增加一档，设在388,350美金。 2007年，最富有的1%支付了22.4%的联邦税收。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把这个税率增加到29.4%能够增加GDP 占比一个百分点。
那到底要不要改变？
第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更高的税负会不会影响经济。 税收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 高税负会减低经济的活力。但事实上，税负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紧密。 Slemrod 和 Bakija 研究发现经合组织成员里税收在GDP占比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直接关系。 这在美国也有所体现。 比如，布什的减税政策之前，1950年代的经济增长要比现在快速很多。
类似的是，很多人也会担心更高的税负会导致人们工作效率降低并且降低花费。 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点。1990年代，虽然税负很高，但是1%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并没有减低。随着1%富人的收入回到经济危机前水平，提高税负并不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 尤其是随着政府稳定和花费的支持。
给了很多建议，从降低花费到提高收入，政策制定者要正视美国财政政策的现状： 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税收体制没有为财政带来收入，分配也没有很合理，而且及其复杂。 决定一个政治议题。是否以及如何变最终将有人民决定。
来源：网络
在每个政党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利益团体，更多是政府对于美国经济应该起到一个什么角色。 民主党认为华盛顿应该在税收，管理和消费上起到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 保持经济的增长，同时保护因经济危机而陷入泥潭的弱势群体。 相反的是，共和党认为华盛顿已经过犹不及。认为政府应该降低对自由市场的干预，给市场注入活力。
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财政政策。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有着相对较低的税负，很少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复杂的税法。这三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 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财政状态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其较小的数字。 截止2009年，和其他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成员相比，美国的税收占总GDP的比例排名到倒数第三。
为了更好的反应一个长期趋势，需要和经济危机前相对比。经济危机前的2006年， OECD税收统计显示美国税收（在各个层面，联邦，州和当地）占GDP的比例为27.9%。是德国丶英国的三分之一。丹麦丶瑞典的一半。在所有民主国家中仅略高于韩国。
这种落差的原因不是因为美国比其他成员国有更低的个税。2006年，个税占GDP的比例在10.1%。高于成员国的平均值9.2%。悬殊来自于其他税收有效的税率。 比如，2006年，美国企业税占GDP的比例是3.4%，而成员国平均值为3.8%。同期，美国保险税收占GDP比例为6.6%，而成员国平均为9.2%. 而最大的区别来自于消费税。 美国大部分州实行的是消费税和联邦政府的货物税 （比如对，烟丶酒丶汽油的征税）以及关税 （比如进口物品）。这些税制都无法达到增值税对于税收的贡献。 （增值税对货物流通的每一个环节的增值部分进行征税）。 统计显示增值税能为经合组织成员带来GDP 6.7%的税收。
美国税收不仅是低，而且是持续性的低。这一状态已经持续了60多年。 二战后联邦政府大福发展后，联邦税收收入一直徘徊在GDP的18%。这种徘徊也发生在州和地方层面，在8-9%之间。 同期，税收在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却大福增长。1965年，在所有成员国内，税收占GDP的比例在25%的水平。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在美国是30% 而在其他成员国家则是37%。 在60-70年代改制增值税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到2009年，税收总收入降至GDP的24% ，而其他国家紧紧降低2个百分点到35%。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纳税在GDP的占比变化不大。 但是其内部组成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作为联邦收入，从1950年代的30% 跌落至现在的10%。共和党人可以很快的指出，在发达国家内，美国确实有比较法规化的企业所得税。 结合联邦和州一级的税务，企业最高税务在39%左右。相比G7国家的36%和经合组织国的31%。
由于个税的各种减免政策，个税的实施的适应群体则较小。其结果则是，根据财政部2000 － 2005年的报告，美国公司支付的平均税率在13%，比经合组织成员低了将近3个百分点。 在G7国家中是最低的。
虽然企业所得税在下降，从工资收入的税收（比如社保和医疗）却在增长。根据相关部门统计，该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从1970年的23%增加至2010年的40%。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缴纳的工资税要比联邦个税高。 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于工资征税不想对个税或者企业税务那样有各种的减免政策。
虽然工资税在增加，但是个税占联邦收入的比例却没有变化，在2010年保持在42%的水平。 在2001-2003布什减税政策实施之前，虽然税收基数和税率多次修改，个税一直为联邦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因为征税的税率也在根据税收基数调整而调整。1970年代，税法拥有超过25个收入级别，最高税率达到70%
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通过律法将税收级别减低为2个，将最高税率降低至28%，停止了一些税收减免，将税收基本和通货膨胀挂钩，结束了因为通货膨胀而导致需要支付更高税率的情况，虽然实际收入其实没什么变化。
布什总统将最高税率提高回35%，克林顿时代将税率再度推高至39.6%。 但是每一任总统也增加了一些税收减免政策， 从增加税收抵扣数额到支持孩子教育经费。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又降低资本利得税率，将最高税率降低至35%。
减税的最大幅度给予了高收入家庭。 事实上，美国现行对高收入人群征税的税率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简称IRS）的数据显示，2008年纳税最多的1%的人群支付的平均税率是23%。也就相当于1980年代的三分之一，即便他们现在的收入不管是实际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已经大大高于80年代。 虽然富人们享受着最大的税收减免，中产也受益于减税。2011年，一个收入中等的四口之家实际纳税税率为5.6%， 相对1980年代的12%。 由于税收抵扣政策，超过40%的低收入家庭基本上不用支付联邦所得税。
总的来说，布什的减税政策已经将联邦政府的收入砍掉了大概GDP的3个百分点，自二战以来史无前例。 导致个税收入相对30年前在GDP的占比从1981年的10.4%降低至2005年的8.8%。 降低个税却没有有效地消费税收导致美国的税收体制无法和相对其他经合组织成员相提并论。
不平等分配
税务的改革实际上是对于美国人对国家走向的一次全民公投。
表面上，美国的税务政策是不断进步的。 比如，个税是依据收入的多少来征收，多收多付，少收少付。如上所述，美国没有实行被认为是倒退的增值税，因为低收入阶层基本上要花光他们挣得每一分钱，意味着增值税占他们收入的比例要高于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会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存为积蓄。 但是表面的事实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除非财政政策和政府花费也一并纳入考量。 在欧洲，递减税率和一个再分配的体制相吻合。 在美国，温和的递进税率却和一个不是再分配的体制吻合。 这就导致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分配的不平等。通过税务再分配的想法落空。
占领华尔街运动释放了大范围收入不平等的怨声载道。 分析国税局的数据， 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 和 Emmanuel Saez 发现在人口总收入里，进入年收入超过40万美金的高收入群体的部分从1970年的9% 增加到2007年的23.5%。 2007年的数据达到自1928年的最高。超过了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收入进入1%高收入阶层的比例在德国是11%， 日本是9%, 法国是8.7%， 荷兰是5%。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将这一比例降低了5个百分点。 到2010年，该占比已经回归到了危机前水平。 根据经济学家Edward Wolff分析， 2007年1%的高收入阶层挣取了超过20%的当年总收入，却占据了30%的财富。富人越富，草根儿和中产就遭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在1979 到2007年， 拔尖的1%的富人税前收入增加了2.4倍，而同期中产增加了20% 而垫底5%的草根儿只增加了10%。 虽然金融危机中，失去的财富显然没有拔尖的1%富人多，但是这些富人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回复了元气。
自1983年以来，垫底的90%收入仍旧处在低位。低收入的主要原因都是最低工资标准造成的。 预算和政策中心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有着‘低收入’是低于美国的贫困线。经济学家 Timothy Smeeding 发现65%的全职工人的收入小于美国工资的中位数大概在25%。 比法国和德国高两倍，比芬兰和瑞典高5倍。
可以确信的是，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同样经受着市场分配不平等的挑战。 经济学家Smeeding 和 Katherin Ross Phillips 发现市场收入贫困率 （ 收入低于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0%的家庭比率）在发达民主国家都存在。美国的市场收入贫困率是17.2%只比德国的14.9高出一点。 瑞典是15.8， 甚至比加拿大的18.4和英国的25%还要低。 和美国不同，后者这些国家通过再分配（福利制度），平衡市场诱发的贫困。
虽然这些国家也都大致施行递进个人收入税率，他们会受益于递减的增值税。 而且他们从更大范围的社会安全网获取增值税，然后再各个阶层重新合理分配。Smeeding 和 Ross Phillips 还发现实施全国同一调度和社会支持项目后，年龄在25-64岁的贫困人口在加拿大下降6.9%， 英国5.9%，德国3.5%，瑞典下降1.8%，在美国是10.9%。 工作族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支付高税负，但与此同时享受高社会福利，这也就降低了贫困和不平等。
在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把税负向富人倾斜比较，感觉仿佛有更先进的税率系统。但美国总体税收系统只能算是进步有限。 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再分配不是通过福利，而是通过税式支出。把税收减免和税收抵免当做收入看待。比如，通过降低房屋贷款税率来支持买房人。减免税收来鼓励科技企业的创新。这样的税收减免每年大概在1.1万亿美金左右，比所有个税总和还要多。
问题在于这样的花费模式对于收入再分配和平衡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税收抵免确实能给工薪带来帮助，儿童税收抵免能够帮助到中产家庭。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钱人受益。 2011年，收入最高的15%的人享受了三分之二的税收福利。 收入最高的1%却占到了四分之一。 这主要和30%的税式支出是以抵免的形式和收入无关。 另外70%是通过扣除的方式。比如，一个需要支付5000美金房贷的家庭会得到1750的税收减免，如果这个家庭属于35%征税那档。如果属于10%那档，则只有500美金的税收减免。
除了税收抵免倾向于富人，美国的税收体制还包含了很多递减和同一税率，对于穷人更是不公平。 这些包括社保丶医保税丶在很多州实行的收入和消费税。当这些税收和递进税率的减免结合，从整体征税角度来看， 对于富人来说只是微微增加。也就意味着税负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几乎和他们的收入比例相同。但其实对于富裕阶层应该更激进一些。 2011年，一个美国的智囊团发现，收入底层的5%挣去了3.4%总收入，支付了2.1%的总税款。 中间的5%挣去11.4%的总收入，支付了10.3%的总税款。 高收入的1%，收入了21%的总收入，支出了21.6的总税款。
美国在福利制度上也没有达到财富再分配的目的。虽然社保和医保缓解了老年和工薪族的压力，但和其他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帮助到的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也很难显现。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人均GDP在全世界最高，在发达国家间相比，美国的穷人还是最多的。
税制
美国的财政状态不仅相对发达国家分配不合理。税码也更为复杂。 这无形中给家庭和商业增加了合规的成本。 也不利于公众对于体制的信任，导致多数纳税人感觉对于知道怎么玩弄规则的人，尤其是富人，不合理。
感觉一下美国税收体制多复杂？可以通过想想国内税收法典是新约全书的12倍长。2012年的税收介绍1040个税务表格和188页长的税表. 简化版的税表也要43页。 2003年国税局统计，个税缴纳者总共支付了188亿美金，平均每个人花费25小时。这些人通常需要财务人员和税务咨询机构帮助他们处理。 企业所得税更复杂一些，根据财政部统计，大型企业每年花费400亿美金来完成税务需要。
税式支出系统是复杂系统的症结。 每个排除项，抵扣项和抵免项都会增加复杂程度，从而让纳税人花费更多的时间。 家庭为单位比个人为单位更为复杂。 因为抵扣会相互制约。另外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替代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 ， AMT）。它是用来防止高收入人群通过抵扣和减免来逃避联邦税务的机制。这个系统要求一些纳税人两次计算他们的应缴税款，从而支付高线。虽然目的是用于高收入人群，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很多中产也被卷入这个系统。政府并没有让这个税制和通货膨胀挂钩。
经济学家Joel Slemrod 和 Jon Bakija发现，很多同等发达国家的税务系统都简单的多，对于纳税人也更容易。 很多国家使用Return-Free 系统。 因为他们计算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家庭，保留工资收入和所得收入。这两项便于这些国家去精确计算个人应缴纳的税负。执行这样的系统让政府同一的丶公平的发放税务抵免。例如，在英国，对于银行房贷利率减免是15%。 在其他诸如澳大利亚丶荷兰，任何对税制的变化都要计算其应用的成本。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会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补贴。在美国，有孩子的家庭需要学习复杂的税务抵扣知识。如果没能正确的处理， 还要遭到国税局的处罚。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低收入家庭要依赖税务咨询公司来帮助他们。 2003年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当美国人被问及税务方面让他们最头等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都是交税的复杂程度和上税额度不成正比。
要如何支付？
美国政界讨论的核心是是否维持联邦税在目前这个水准或者学习其他先进国家而改进。 但是极端化的争论，让这个问题进退两难。
如果政府不能有更多收入，就无法实现众人期盼的更加完善的社保和医保体系。 一项2008所做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美国人希望能够改善在教育，贫困救助上的花费。如果没有财政支持，这些很难实现。
民主党副总统竞选人 Pual Ryan 率先掀起了将联邦花费降低至GDP的16%的运动。（2011年是24%）。 这将是自二战后最低的花费。 虽然Ryan的提议能够降低政府财政压力，低收入人群还是受害者。 根据调查显示，62%的财政紧缩将会影响到低收入家庭。于此同时，Ryan的政策又会在布什减税政策的基础上给收入超过100万美金的人26.5万的税收减免。
相反，奥巴马提议增加税收，将递增税率的最高两档上线提高。或者再增加一档，设在388,350美金。 2007年，最富有的1%支付了22.4%的联邦税收。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把这个税率增加到29.4%能够增加GDP 占比一个百分点。
那到底要不要改变？
第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更高的税负会不会影响经济。 税收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 高税负会减低经济的活力。但事实上，税负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紧密。 Slemrod 和 Bakija 研究发现经合组织成员里税收在GDP占比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直接关系。 这在美国也有所体现。 比如，布什的减税政策之前，1950年代的经济增长要比现在快速很多。
类似的是，很多人也会担心更高的税负会导致人们工作效率降低并且降低花费。 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点。1990年代，虽然税负很高，但是1%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并没有减低。随着1%富人的收入回到经济危机前水平，提高税负并不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 尤其是随着政府稳定和花费的支持。
给了很多建议，从降低花费到提高收入，政策制定者要正视美国财政政策的现状： 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税收体制没有为财政带来收入，分配也没有很合理，而且及其复杂。 决定一个政治议题。是否以及如何变最终将有人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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